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建設北京（京津冀）、上海（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作為“區域化國家創新體系”的突破性創新，將北京國際科創中心擴圍至京津冀，上海國際科創中心擴圍至長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國原始創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構建科技強國建設的戰略指引，樹立以科技支撐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的標桿，對我國科技創新的自立自強和現代化建設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區域化國家創新體系的突破性創新
曾有一種觀點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術的不斷發展，科技創新活動將出現日益分散化的趨勢。但是，創新地理學觀察到一個與之矛盾的特征：越是知識和研發密集的經濟活動，越是呈現創新集群的趨勢，這種地理空間集中化的趨勢正越來越明顯。演化經濟學家用可整理知識和意會性知識的不同來解釋上述現象。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可整理知識更加容易獲取和快速擴散，而那些“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意會性知識往往成為決定某個地理空間創新活動的關鍵性因素。意會性知識往往在“干中學”的面對面溝通和操作中產生和傳播，雖然組織上和關系上的親近性也可以促進意會性知識的跨區域傳播，但空間上的分隔仍然限制了其學習和創新的程度。因此，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的今天，區域創新體系的建設成為一國國際競爭優勢的重要基礎。
創新經濟學家歸納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區域創新體系：一種是基于本地化的交互學習過程并在區域內企業形成了發達的分工和協作網絡的“網絡化區域創新體系”，另一種是產業各環節和制度性基礎設施則更多地融入了國家創新體系或國際創新網絡之中的“區域化的國家創新體系”。作為國家規劃的產物，這類區域創新體系是以新興產業和研發密集型活動為基礎的，創新活動更多地發生在與區域外組織的合作中，建設高科技園區是其發展的主要方式。但有證據顯示，高科技產業園中的企業與當地產業的聯系有限，未能有效提升區域內產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因此，它并非名副其實的“區域化的國家創新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借鑒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經驗，通過建設高科技產業園、經濟技術開發區等方式引進西方發達國家技術，承接其產業轉移，加入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導致了部分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基礎研究往往重點服務于國際大循環，可能脫離本土產業需求，“產業出題、科技答題”的機制未能建立起來。由此看來，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擴圍，不僅可以充分發揮北京和上海作為全球性可整理知識流動樞紐的作用，而且還將推動周圍廣大區域內產業鏈和創新網絡的內生發展，通過本土基礎研究與產業創新的交互學習過程，打造我國原始創新的主要策源地。
完善新型舉國體制的關鍵性舉措
新技術革命歷來是國際競爭的制高點。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面對國際競爭的加劇，拓展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范圍，構建真正意義上的“區域化的國家創新體系”是完善我國科技創新新型舉國體制的關鍵性舉措。目前，新型舉國體制表現為兩種模式，一種是產品需求由國家提供、技術路線相對確定和技術變化較慢的集中型，另一種則是適用于技術和產品創新主要來自市場需求、創新風險高、技術高速迭代的網絡型。
尤其需要關注網絡型舉國體制，其產生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它是新技術革命創新的內在要求。新技術革命是對未知領域的探索，沒有現成的市場和對標的目標，技術創新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技術路線存在路徑鎖定的風險，需要廣泛的試錯和鼓勵不同技術路線的競爭。因此，相對分散決策的網絡型舉國體制就成為迎接新技術革命和創造未來產業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面，它是現代知識生產和創新活動日益復雜和跨學科合作的產物。不斷增加的技術復雜性意味著創新需要經常的面對面合作，將具有多種科學或工程專業知識的人聚集在一起進行跨學科研發，這就使得各種研發組織、政府機構和產業之間密切合作的網絡變得日益重要，創新體系的網絡化已成為大勢所趨。
因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擴圍，一個重要目的就在于構建由強大基礎研究與相關產業集群融為一體的“區域化的國家創新體系”，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筑牢網絡化新型舉國體制的基礎。同時，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擴圍，更是為傳統的“區域化的國家創新體系”賦予了新使命，將其轉型為中國特色新型舉國體制的重要載體。在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上，中央政府幾乎從沒有對區域產業集群或區域創新體系進行過規劃，產業集群或區域創新體系基本上是市場自我組織和當地政府政策的產物。而我國在中央層面統籌北京（京津冀）、上海（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能推動三大國家級區域創新體系相互學習、相互競爭、錯位發展。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步驟
一項新技術的創新要經過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發明和申請專利，再到原型設計、產品設計、生產中試、批量生產和產品銷售（創建初始市場）的過程。但是，創新過程卻不是這種線性的相繼階段，而是在各階段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反饋環，并受到由制度、組織和理念所構成的創新體系的支配性影響。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擴展建設范圍的實質就是突破行政區劃的限制，建設以創新網絡和創新生態系統為特征的“區域化的國家創新體系”。其中，北京和上海作為中心城市將大量吸收全球快速流動的可整理知識，整個區域將根據其要素稟賦和其他具體條件加以改造，以解決中國重大現實問題為導向，發展出以本土基礎研究為主體、以解決國內技術問題和國內產品技術發展為中心的創新組織協調機制，造就立足中國本土的自主創新共同體。
每次新技術革命不僅將產生一種由新的通用技術和若干新興產業所構成的新主導部門體系，而且還會創造一種由新理念、新組織和新的經商管理原則所構成的“新技術經濟范式”，它不僅將導致所有經濟活動發生新質生產力的量子躍遷，而且將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產生廣泛的擴散性影響，顛覆舊技術經濟范式，在傳統產業中掀起一場颶風般的“創造性毀滅”。區域化不僅是“新技術經濟范式”產生擴散效應的機制，而且是實現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規模收益遞增和擴散新質專業化分工的一種方式，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和技術學習等方面具有廣泛的外部經濟效應。北京和上海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擴圍，將充分發揮新主導部門體系在區域內的旁側聯系效應，并通過就業、收入和消費等聯系效應輻射到其他區域，推動國內經濟大循環步入良性循環的新格局。
（作者賈根良 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原標題：升級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大戰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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