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既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部署，也是促進資源高效配置、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關鍵手段。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發揮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疊加效應，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發揮重點區域增長極作用，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這是黨中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從容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之舉，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保障國家安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具有深遠意義。當前，站在“十五五”謀篇布局的歷史節點，系統梳理重大生產力布局對多重區域戰略疊加效應的空間響應，科學謀劃未來優化路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重大生產力布局的區域戰略疊加效應
近年來，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協同發力、疊加賦能，系統重構了我國生產力空間格局，構建起層次分明、分工協同的戰略支撐體系。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聚焦“協調”四大板塊均衡發展，區域重大戰略突出“激發”五大重點區域經濟動能，主體功能區戰略著力“適配”縣域單元開發導向。“區域—城市群—縣域”的多層次空間協同格局日臻完善，為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打造“分工明確、優勢互補”的基本格局。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引導各地區找準自身定位，凸顯整合區域與地方優勢，釋放區域發展活力，打造“握指成拳、形成合力”的產業錯位布局。西部地區立足資源稟賦與產業基礎，聚力開發清潔能源、特色農牧、文化旅游等特色優勢產業，筑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將生態的“高顏值”持續轉化為發展的“高價值”。東北地區工業門類齊全、根基深厚，以數字化轉型、綠色化改造為抓手，推動裝備制造、原材料等傳統優勢產業煥新升級，著力破解發展困境，增強發展韌性與內生動力。中部地區依托“連南接北、承東啟西”區位優勢，有序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培育壯大先進制造業集群，打造國家重要糧食生產基地和現代綜合交通樞紐，從對外開放“洼地”加速崛起為內陸開放“高地”。東部地區充分發揮創新要素高度集聚優勢，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布局中勇挑“大梁”，率先成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陣地，引領全國高質量發展。
（二）區域重大戰略構建“核心引領、梯次推進”的發展格局。區域重大戰略通過加強戰略重點區域發展，推動區域間融合發展，發揮對優化生產力空間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示范引領和輻射帶動作用。京津冀協同發展堅持問題導向，堅定有序推進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通過深化“京津研發、河北轉化”產業協作模式，推動三地創新鏈融合與生態共治，共同培育世界級產業集群。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立足高水平開放，著力推動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打造“一國兩制”下要素自由流動、創新活力迸發、多元文化融合的世界級經濟平臺和國際科創中心。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強化龍頭帶動作用，聚力建設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提升強勁活躍增長極功能，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長江經濟帶發展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建立健全全流域協同保護治理長效機制，推動上中下游產業綠色轉型升級，著力構建重要生態經濟軸帶。
（三）主體功能區戰略構建“資源集約、底線約束”的治理格局。主體功能區戰略著眼于落實因地制宜謀發展，為重大生產力布局指明方向，即在綠色發展的基礎上尋求協調發展。主體功能區戰略要求差異化發展。“三區三線”的科學劃定與剛性管控，明確了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硬約束”，為國土開發設置了不可逾越的“天花板”。主體功能區戰略助推協同化發展。作為國家空間治理現代化的頂層設計，主體功能區戰略以“全國一盤棋”的系統思維，為統籌開發與保護提供了藍圖。這張圖既是提升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的“規劃圖”，也是重大生產力布局優化和空間落地的“路線圖”。主體功能區戰略支撐高質量發展。在國土空間規劃約束下，耕地保護實現由“南減北增”向“南北雙增”的歷史性轉變，城市發展模式從外延擴張加速轉向內涵提升，國土空間利用效率和可持續性顯著增強。
二、“十五五”時期重大生產力布局的優化舉措
面向“十五五”，需在多重區域戰略疊加效應基礎上聚焦關鍵領域，以更具前瞻性、系統性的舉措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面對國內外發展環境的新變化新趨勢新挑戰，必須堅持構建“人產城”高度協同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重點從三大路徑精準發力：一是育動能，通過構筑新質生產力高地、拓展高水平開放空間，打造區域增長新引擎；二是強韌性，通過筑牢國家戰略腹地備份體系、加強海洋經濟強國建設，織密區域經濟安全網；三是暢循環，通過破除區域協作壁壘、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釋放協調發展系統效能，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各類不確定性挑戰。
（一）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增強區域發展韌性和安全性。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是順應國際國內形勢變化而制定的重大決策，在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中具有“穩定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國家戰略腹地建設不能與“新三線建設”畫等號，兩者的背景、目的與布局完全不同。國家戰略腹地是有效應對風險挑戰的戰略縱深。在中西部等具備條件的縱深區域，科學布局關系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產業鏈安全和國防安全的戰略性產業及關鍵基礎設施，在更大空間留有回旋余地，是從容應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必然選擇。國家戰略腹地是服務民族復興偉業的戰略安排。國家戰略腹地既是國內大循環的重要環節，又是國際大循環的要沖，加強其建設是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國家戰略腹地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關鍵支撐。國家戰略腹地建設需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深度融合，形成核心引領區與戰略縱深區和衷共濟、此唱彼和的空間一體化格局，為經濟強國建設注入新動能。
（二）系統謀劃新興產業布局，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與關鍵支撐，在生產力布局中具有“倍增器”作用。應當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不能一哄而上、同質化競爭，布局新質生產力的地區需具備一定區位條件，要遵循“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本原則。強化發達地區引領作用。支持東部沿海等發達地區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學等前沿技術和未來產業領域率先突破，打造新質生產力策源地，加強對全國的創新輻射和產業帶動。激發老工業基地新活力。推動東北、中西部老工業基地運用新技術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同時積極培育本地特色新興產業集群，實現“老樹發新枝”與“新樹扎深根”并進。堅持全國統籌與區域協同。加強國家層面對新興產業布局的引導，明確區域分工，避免跟風扎堆、重復建設，形成因地制宜、優勢互補、鏈條協同的新質生產力發展版圖。
（三）全面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單點突破向系統集成轉變。優化區域開放布局是積極應對國際經濟合作形勢變化的主動謀劃，在生產力布局中具有“助推器”作用。“陸海聯動、東西互濟”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需按照“點、線、面”協同推進。以點突破，打造高水平開放平臺。深化自貿試驗區（港）改革創新，擴大制度型開放試點，支持中西部自貿試驗區探索差異化路徑，強化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經貿合作，提升內陸開放能級。以線聚能，強化國際物流大通道。優化升級中歐班列、西部陸海新通道等運行網絡，提升樞紐節點集疏運能力，構建“班列+產業”模式，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循環暢通，促進沿線經貿產業帶聯動發展。以面輻射，構建全域開放新體系。向東深化同相關國家在高端制造、數字技術等領域的創新協作；向北拓展與相關國家的能源資源保障和現代農業合作；向西強化同中亞、中東歐國家基礎設施聯通與綠色產能合作；向南深度融入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網絡，加快形成制度型開放引領、全域資源協同的開放新體系。
（四）全方位深化東中西協作，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重要抓手，在生產力布局中具有“催化劑”作用。加強區域協同融通與內部一體化。將東部“騰籠換鳥”與中西部、東北“筑巢引鳳”相結合，構建跨區域協同創新體系。打通行政壁壘“斷頭路”，促進區域內基礎設施、規則、標準、政策統一銜接，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分工協作。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大力推進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改造，適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礎設施。發揮新質生產力驅動作用，通過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克服空間距離阻隔，提升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水平，逐步消除要素流動地理壁壘。健全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協同發力。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引導各類要素高效集聚、有序流動，實現要素配置效率與效益最大化，持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五）堅持陸海統籌向海圖強，加快形成海洋開發新格局。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建設海洋強國的核心支撐，在生產力布局中具有“調節器”作用。促進海洋產業結構升級。大力發展海洋工程裝備、生物醫藥、新能源等產業，完善現代海洋產業體系。制定海洋經濟示范區空間布局的總體規劃，設立國家級海洋實驗室和區域性創新中心，強化海洋科技創新。推進陸海生態文明建設。堅持開發與保護并重，深入實施海洋主體功能區規劃，加強陸海資源互補、產業互動，構建陸海一體、人海和諧的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新格局。深化海洋經濟國際合作。踐行“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引領，深化港口互聯互通、資源開發合作和技術交流。優化海洋產業鏈布局頂層設計，增強海洋供應鏈韌性，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
（作者張可云 為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
原標題：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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